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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钟:贿赂案件辩护的有效途径

2019-06-12 08:47   来源: 宁夏天纪律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 WANGWEI   点击量:   
摘要:贿赂犯罪案件应该是近几年最受关注的案件类型,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不但给律师增加了业务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律师的社会知名度,提升了律师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担任贿赂案件辩护人,特别是为“大老虎”辩护,已经成为广大刑事辩护律师的一种荣耀和期盼。

贿赂案件辩护的有效途径

 

杨金钟

 

  内容摘要  

贿赂犯罪案件应该是近几年最受关注的案件类型,随着贪污腐败案件的增多,涉及到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案件几乎都是贿赂案件。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不但给律师增加了业务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律师的社会知名度,提升了律师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担任贿赂案件辩护人,特别是为“大老虎”辩护,已经成为广大刑事辩护律师的一种荣耀和期盼。

由于每个律师参与贿赂案件辩护的参与渠道不同,业务能力也良莠不齐,专业水平更是差距很大,导致社会对律师的评价各不相同,甚至出现了一些律师的辩护水平饱受诟病的情况。究其原因无非是这些整体辩护水平差或对贿赂案件的专业辩护水平差,特别是对贿赂案件的一些个性特征不太了解。因此有必要对涉及贿赂案件辩护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个性问题,贿赂案件都有哪些有效的辩护途径等问题进行归纳说明,也为从事职务犯罪案件辩护的律师提供一些经验和捷径。

 

(图片来源:网络)

 

贿赂犯罪是职务犯罪中最常见的犯罪形态,也是最敏感、最重要的犯罪形态。十八大后,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各个级别的落马官员层出不穷,绝大多数都涉及贿赂犯罪。而且每个受贿案件的背后又必然牵扯出一大堆行贿案件,给刑事辩护律师带来了大量业务。但是由于贿赂案件在我们国家不论程序还是实体都有其特殊性,也给担任辩护的律师带来了挑战。笔者通过自己参与辩护的几个贿赂犯罪案件,对贿赂案件辩护中需要律师特别注意的一些共性问题,贿赂案件辩护有哪些有效途径进行归纳整理,与同仁共享。

 

【一】

 要对贿赂犯罪立法体系有整体掌握 

 

(一)对贿赂犯罪的全部罪名整体了解。

作为贿赂犯罪案件辩护人,首先必须对法律涉及到贿赂犯罪的整体法律体系及罪名予以全面把握,从宏观上了解立法的整体价值取向,穷尽掌握主要法律规定、罪名及其法律特征。实践中很多律师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往往都是就事论事,就案论案,就罪论罪,只注重个案涉及的法律规定、罪名及法律特征而不考虑整体规定和罪名,甚至对于法律已经规定明确的新罪名都不知道,最终出现顾此失彼,导致委托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好保护,承担了不应该的刑事责任。同属贿赂犯罪,不同罪名之间的差距非常之大。

涉及贿赂犯罪的规定均在《刑法》第八章和后续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中。到目前为止《刑法》及后续《刑法修正案》规定的贿赂犯罪共有11个罪名:

 

1、受贿罪(刑法385条);

2、单位受贿罪(刑法387条);

3、斡旋受贿罪(刑法388条);

4、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388条之一);

5、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修正案六);

6、行贿罪(刑法389条);

7、对单位行贿罪(刑法391条);

8、介绍贿赂罪(刑法392条);

9、单位行贿罪(刑法393条);

10、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修正案六);

11、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刑法修正案九)。

 

辩护律师必修首先整体掌握这些罪名立法法定时间,立法的社会背景,设立该罪名的社会意义,该罪名与相关罪名之间的关系及区别,特别是该罪名的基本基本构成元素。

 

(二)需要对贿赂犯罪涉及到的相关法律规定有整体了解。

很多律师对贿赂犯罪涉及到法律层面的规定知道,但对涉及到的司法解释、准司法解释、特别是刑事政策层面的规定了解不全,导致一些常识性问题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及刑事政策已有规定,而辩护律师竟然不知道。在辩护时闹出一些笑话。因此,作为贿赂犯罪案件的辩护律师必须首先穷尽了解和熟练掌握国家涉及到贿赂犯罪的所有主要规定、立法背景等。

到目前为止,涉及贿赂犯罪的法律、司法解释、准司法解释、刑事政策方面规定共有以下一些,辩护人必须全部掌握,熟练运用。

 

1、《刑法》第八章;

2、《刑法修正案·六》;

3、《刑法修正案·九》;

4、最高法院2003年法(2003)167号《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5、最高法2001年5月23日2001第17号《关于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如何定罪批复》;

6、2007年7月8日两高(法发22号)《关于办理受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7、2010年11月26日法发49号两高《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8、2009年3月20日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9、1996年6月26日最高院法发(1996)21号《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正确使用缓刑的若干规定》;

10、2012年法释22号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1、中纪委法复(1887)1号《关于对犯有贪污、贿赂错误党纪处分的数额界限问题请示的答复》;

12、中纪委2007年5月30日中纪发7号《关于严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13、最高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解读》;

14、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93条2款的释义》;

15、两高2016年4月18日法释(2016)9号《关于办理贪污贿赂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年4月18日之后,再未颁布新的相关司法解释、准司法解释及刑事政策。前述15个规定基本穷尽了涉及到贿赂犯罪主要的法律、司法解释、准司法解释及刑事政策。涉及到贿赂案件相关的法律政策问题在前述规定中基本都能得到满足。

穷尽掌握所有法律规定是辩护律师提出准确、高超辩护观点的有效前提,是律师对案件进行整体把握判断的基础,是辩护律师树立辩护自信心的根本,登高才能望远。辩护律师不仅要穷尽知道所有相关法律规定,而且应该知道每一次立法的社会背景,更应该知道该项立法的法律基础价值取向。只要占在这个高度,你才能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二】

 贿赂案件的特殊性表现 

 

贿赂案件属职务犯罪,但又有其特殊性。贿赂案件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实体法上,更体现在程序法上。作为辩护律师必须充分了解和掌握这些特殊性,否则在具体业务活动中就不能得心应手。

 

(一)在实体法上的特殊性

第一、政治需求有时会重于法律需求。

由于贿赂案件涉及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政体与腐败问题的特殊性。在具体案件的查处及处理上,往往会现实政治需求重于法律需求的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尽管该罪名的法律规定本身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但国家整体的重视程度和查处打击力度会发生重大变化,打击对象的侧重点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做为贿赂犯罪案件的辩护律师,必须及时了解和掌握这种现实政治需求动态,准确把握政策变化和导向。这样才能对犯罪嫌疑人可能面临的最终处理结果作出相对准确判断,不给嫌疑人树立过于乐观的目标,并与时俱进的参与辩护,不失时机的提出合法适宜的辩护意见,才能收到事半功倍效果。

 

第二、刑事政策、司法解释有时会重于法律。

贿赂案件说到底就是腐败案件,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完全不同的,有时候差距还非常之大。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刑法立法采取法典形式,修改法律程序比较麻烦。因此,司法解释、准司法解释、乃至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和价值有时候会超越法律,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司法解释原本是对法律实施中不明确的地方所做的解释,但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法律规定;准司法解释从理论上原本不具备法律意义,对司法实践也是一种参考意义,更不能超越和替代法律;刑事政策就更没有对所有司法行为的拘束力了。但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会发现很多司法解释、准司法解释、刑事政策已经完全超越法律变成了新的法律。此种情况在我国属于常态,辩护律师要学会适应。

 

其二、刑事政策有时候比法律更具有使用价值。例如行贿罪的追诉标准,2016年4月18日两高新标准颁布以前,按照刑法典规定行贿5000元人民币即构成犯罪,可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个标准基本没有执行,具体的执行标准都是各省自己内部定。甚至在一个省、一个市内发生的行贿案件,由于受贿人不同,行贿案件追诉的标准也不一样。对此,辩护律师也要去适应。

 

第三、受贿罪的法律空挡已基本被堵死。

刑法385条对受贿罪的犯罪构成有明确规定,按照受贿罪最初立法意义的犯罪构成,司法实践中有很多案件虽然行为人确实有受贿行为,但按照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评价有可能就不构成行贿罪。尤其是“事前受贿”和“事后受贿”、斡旋受贿行为、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等。但是随着反腐败及防腐立法的深入,到现在为止,这些“漏洞”已通过立法及司法解释等措施几乎全部堵死,现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很难找到领导接受贿赂而依法不构成犯罪的案例。所以,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接受贿赂犯案件后,不要在这个方面给予太大希望,耗费太多精力。很多办理此类案件不多的律师或者初次办理此类案件的律师最容易想在这个方向突破,而最终发现是徒劳的。

 

第四、司法解释一直存在空白。

尽管认定构成受贿罪的立法已经非常严密,涉及到受贿罪的法律“漏洞”已基本堵死。但对于受贿罪以外的其他贿赂犯罪及处罚标准方面一直仍然存在空白,辩护律师应该注意在这个领域多下功夫,寻找突破口。

 

其一、《刑法》388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规定了三档刑。该罪名来源于《刑法修正案·7》,生效时间为2009年2月。自2009年2月到2016年4月,长达七年时间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三档刑的具体数额标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可谓五花八门,结果千差万别,甚至有的判决差距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直到2016年4月才将该罪的三档刑处罚标准明确,该罪名的量刑才有了规范。这显然是司法解释空白所造成的司法实践混乱,这也是辩护律师施展才能的空间。

 

其二、《刑法》388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生效时间为2009年2月的《刑法修正案·7》生效时间。刑法修正案·7只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罪罪,并没有规定对作为对偶犯的给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犯罪嫌疑人行贿犯罪的罪名。直到2015年11月《刑法修正案 9》才规定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这一罪名。导致司法实践中长达六年时间内,尽管向有影响力的人行贿属于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也应该受到刑事处罚,但由于未立法而无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在程序法上的特殊性。

贿赂犯罪在程序法意义上的特殊性更加明显,这就要求辩护律师更要准确把握,正确应对。

1、侦查主体的特殊性。在监察委设立之前,贿赂案件的侦查权虽然法律规定为人民检察院,但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都是各级“纪委”完成的,所谓检察院的侦查程序只是一个形式意义的程序而已。只有一小部分案件是由反贪局部门自己侦查,实践中称之为“自侦案件”。监察委设立后检察院对贿赂犯罪的侦查职能消失,侦查权归入监察委。

2、强制措施的特殊性。第一、纪委侦查的案件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双规”,时间基本没有限制,也缺乏有效机构的监督,完全处于“秘密”状态。第二、监察委侦查的案件可以“留置”,留置目前也基本上是一种隔绝、秘密状态。第三、反贪局侦查的案件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严格条件限制,但在执行过程中,各级检察院基本上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双规”。

3、律师会见权的特殊性。

贿赂案件侦查不论是检察院反贪局、纪委还是监察委,在侦查阶段律师基本没有会见权利,贿赂案件辩护权设置首先在立法层面就与其他案件不一样。纪委的“双规”办案点、监察委的留置点、刑事辩护律师基本都无法“窥其真容”。只有极个别特殊贿赂案件,处于最终判决结果和对犯罪嫌疑人特殊处置的需要,才有可能允许辩护律师到“双规办案点”会见犯罪嫌疑人。

4、侦查机关与起诉、审判机关之间关系的特殊性。

按照中央司法改革方案的整体要求,刑事审判最终要确立“一个中心”的刑事诉讼体制,即以法院审判为中心。但从现行宪法体系国家机构的设置架构来看,实现一个中心仍然困难。一则,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体制首先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前提,在现行条件下实现司法独立尚有很多困难;二则,从宪法所设立的司法体制架构来看,监察委与纪委一套人马,二块牌子。监察委在宪法层面的国家机构架构中政治地位高于法院,实现司法独立和一个中心仍然有诸多政治上困难。

 

(三)司法实践的特殊性。

既然贿赂案件存在这些特殊性,律师的辩护自然也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特殊措施。笔者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实施心理疏导乃第一要务。

一方面贿赂犯罪的嫌疑人大部分为领导干部,涉嫌犯罪后生存落差太大;另一方面由于侦查机关的特殊性导致最终不论审查起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能改变原侦查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定性的非常少。因此,辩护律师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找到多少推翻侦查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而是首先进行有效心理疏导。在贿赂案件中,嫌疑人有自杀倾向的非常之多,在辩护律师接触其之前,嫌疑人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可以说,辩护律师是其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见到的第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因此辩护人首要的任务就是心理疏导,促使其尽快接受现实,适应现实,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一种健康正常的心态面对后面的司法程序,避免其思想上继续走进死胡同,这种情况下案件事件和法律是第二位的。

2、辩护策略上学会妥协与对抗相结合。

考虑到贿赂案件的特殊性,辩护律师的辩护思路也必须调整,放弃全面对抗策略。除非那些确实冤枉的案件,对于只是证据不够充分或者仅仅证据有瑕疵的案件,不能全面死抗。必须学会妥协和合作,因为在很多贿赂案件的处理上,采取全面对抗策略和采取适当妥协和合作策略所得到的判决结果差距很大。合作和妥协不但能够获得法律幅度内的从轻处理,有可能还会换取起诉的时候对侦查机关部分已经查明的部分事实、罪名不起诉的结果。

3、学会放弃,求大同,存小异,不斤斤计较。

其实在很多涉财案件上都要明白这个道理,律师辩护不是要对不正确、不适当的指控全面进行否定,对所有辩护人认为证据不足的事实和证据予以全面否定。或者换句通俗的话说,对于有些案件事实认定的辩护,辩护人应该可以偷懒。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受贿数额在超过一个量刑档次后,多一些和少一些数额对于法院最终量刑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如某一笔指控事实嫌疑人不认可,认定证据也有瑕疵,经过评判感觉到该笔事实最终认定与否对量刑意义不大的时候,可以劝被告人放弃对抗。这样做可能会被指责为“实用主义”,笔者觉得对于被告人而言,这种情况下还是实用主义更好。只要能使嫌疑人最终在量刑上得到实惠,有时候放弃是值得的。这种情况下已经不会有人在意你受贿多一点和少一点的区别了。

【三】

 贿赂案件辩护的几个有效突破口 

 

根据笔者担任贿赂案件辩护的经验,尽管目前从立法层面已经把受贿案原来留给律师辩护的“漏洞”堵死,但在整体贿赂案件上仍然有一些可以突破的地方,辩护律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突破。

 

1、关于赠与、借款与贿赂的关系。

贿赂案件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争议就是赠与和贿赂的区别;借款与贿赂的区别。从法律角度看,非直系亲属关系的赠与一般不可能认定为赠与,对此基本没有争议。关键是有几种特殊关系必须予以特别注意。一是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确属亲属关系,对直系亲属关系绝对否定赠与成立是不现实的,因此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具体案件事实,根据双方实际关系的亲疏区别对待,找到突破口;二是受贿人同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工作人员,又是宗教神职人员。比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一些教主、佛教的在家修行者等。给予这些人员的布施款、乜贴钱等不能一律认定为贿赂,该认定赠与的还是应该认定为赠与。

借款与贿赂之间也有一些中间地带需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律认定为贿赂。司法实践中,凡是有借条的,只要借据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也真实,原则上不认定贿赂。而比较难以认定的是那些由于双方熟悉,没有出具借条的则必须区别对待。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一律认定,这个也是辩护律师发挥作用的地带。

 

2、关于珠宝、玉石、字画、古董类物品的价格认定。

在贿赂案件中,涉及到珠宝、玉石、字画、古董类的受贿物品价格认定也是一个难点,也是辩护律师能够发挥作用的地带。俗话说“黄金有价,珠宝无价”,尽管此类物品也可以进行价格评估,但能够对这些物品进行评估的中介机构非常少,专门有司法评估资格的机构更是少。而且评估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不能简单等同。在文物拍卖市场上,评估价格一般都作为起拍低价,但最终拍卖成交价格与评估价格之间往往差距非常大。对于此类物品侦查机关认定的价格辩护人不能轻易认可。应当进行认真核对审查,寻找到新的突破口。由于此类物品价值变化空间非常大,一旦出现变动,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数额变化,绝对值得争取。

 

3、准确把握“及时退还”的认定标准?

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规定:“收受钱财后,及时退还和上交的不是受贿……”。司法实践中此类情况认定存在一定困难,也有很大变数。一是时间不好界定,究竟受贿后多久时间退还算“及时退还”?法律无法做出明确界定。实践中有一种情况是行贿人将贿赂赃款包装后送给受贿人,受贿人取得包装物后没有打开过,一直不知道包装物里面有贿赂款。这种情况如果查证属实,时间再久也可认定为“及时退还”。

笔者认为认定的关键还是要看嫌疑人的主观故意,也就是看是否想占有。如果想占有,即便受贿时间非常短,因为有可能被查出而退还,也不能认定为“及时退还”;如果确实不想占有,由于客观原因很长时间后才退还的,也应当认定。

 

4、“案发前主动、积极退赃”如何从轻?

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同时规定,虽不属于案发前积极退还,但由于一定原因导致其在“案发前主动、积极退赃”的应该从轻处罚。此情节属于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也是律师辩护的一个重要空间。实践中执行有两个难点,一是何谓案发前主动、积极退赃?二是如何从轻处罚?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属于法律空挡。

由于法律规定本身比较笼统,给司法实践中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相对比较容易。如果辩护人参与案件时间早,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本规定争取到从宽处罚的法定条件。

特别是在认定为“案发主动、积极退赃”情形后,究竟如何从宽处理法律空间更大。由于法律本身没有规定如何从轻,给执法者也留下了很大自由裁量空间,辩护人要充分利用这一空间,为嫌疑人争取到更大利益。

 

5、行贿案件辩护的几个有效突破口。

第一、向单位行贿犯罪靠拢。行贿罪立法中有一个重大立法不均衡,那就是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的刑期设置差距非常之大,即便在2016年4月18日两高司法解释将行贿罪入罪标准提高后仍然差距巨大。个人行贿为五档刑,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而单位行贿罪只有一档刑,最高只有五年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只要认定为单位行贿,哪怕行贿几亿元也是最高五年。而个人行贿一百万就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真是天壤之别。作为行贿案件辩护人首先要考虑能否认定为单位行贿。

司法实践中认定单位行贿在法律和事实上也有空间,因为侦查机关在认定是否属于单位行贿问题上一般都采取严格控制态度,导致很多原本属于单位行贿的案件仍然按照自然人行贿追诉,这就给辩护人留下了空间。成功实现由个人行贿向单位行贿的转变,辩护人必须首先对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罪之间的法定条件进行法理研究。笔者认为,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主要区别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衡量。

(1)实施行贿行为由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法定代表人个人决定都可以。如果能证明是集体开会研究或者个别征求意见决定的,认定为单位行贿没有问题。但由于行贿行为毕竟是违法犯罪行为,本身需要保密。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采取会议研究或者个别征求意见的形式决定。为了最大限度保密,往往都是有决策权的个人决定,如果是单位的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决策人决定的,即便没有集体研究或者征求意见也仍然可以认定。

(2)行贿的资金一般为单位所有,或者单位采取变相措施转移到个人名下。司法实践中在单位账户上明确列支行贿款的比较少见,单位往往都会采取一些财务手段将单位的资金以奖金、提成工资、虚假报销等手段将单位资金转移到个人名下,如果能够证明这些事实的话,也应当认为为单位资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由个人先垫资或者借款实施行贿,这种情况认定也没有问题。

(3)谋取的利益归单位所有。笔者认为这是认定单位行贿最关键、最核心的一个条件。只要谋取的利益归单位所有,一般都可以认定为单位行贿,至于决策形式和资金来源都处于次要地位。即便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因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同样会雇佣劳动力,同样会纳税,同样会承担社会责任,况且法律也没有将一人有限公司例外处理。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行贿案件向单位犯罪靠拢也非绝对的一律予以靠拢,也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从最终利益上进行权衡。因为虽然认定为单位行贿后主要行为人的刑期会减少,但是同时单位犯罪罚金很高。在一些行贿数额不大的案件中,认定为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在量刑上差距不是很大,但罚金差距却非常之大,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权衡利益,有时候宁可选择被认定为个人行贿更有力。

 

第二、向“索贿”靠拢。

刑法389条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也就是说,如果属于索贿,且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就不构成行贿罪。实践中索贿现象比较常见,而且大多数人行贿都不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案件辩护人,积极寻找是否存在索贿情节是一个有效突破方向,而且索贿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仍然有很大空间。

 

第三、确定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法律规定受贿罪只要谋取利益或者准备谋取利益就构成犯罪,不考虑谋取利益的正当性。而行贿罪法律规定必须谋取到不正当利益,否则不构成犯罪。行贿案件辩护中,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突破口。实践中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界限有时候并不清晰。关于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法律界限本身就是一篇大文章,需要辩护律师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

 

第四、争取认定“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罪行”的量刑情节。

《刑法》390条2款规定:“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罪行的,可以减轻、免除处罚。”这一法律规定可以说是行贿案件辩护的一个非常有力渠道。特别是对律师提前介入辩护的行贿案件,辩护人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规定为嫌疑人争取更大从轻空间。主要表现为二个方面,一是认定为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罪行难度系数不大,争取的空间也非常大;二是一旦争取到这一情节,最终的量刑结果最低都是“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这个诱惑是非常之大的。辩护律师在行贿案件辩护中应该特别重视是否存在该情节。只要能争取到这一情节,普通行贿案件判处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以上是笔者通过学习关于贿赂犯罪的相关立法规定及原理,参加贿赂案件辩护所积累的一些经验,通过对贿赂犯罪案件办理的思考所获得的一些感悟,整理出来供同仁借鉴。

 

2017年3月20日于吴忠天纪律师事务所

 

 
 
 
 

杨金钟主任介绍

 

宁夏灵武市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历。律师、学者。第六届宁夏律师协会副会长,宁夏吴忠律师协会会长;现为宁夏天纪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诉讼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精于刑事辩护,先后办理过近千件刑事辩护案件,积累了丰富辩护经验。经辩护有近30名被告人宣告无罪释放;有20余名已被判处死刑的案件经二审、死刑复核审辩护改判死缓或其他较轻刑罚;大量案件由重罪名改变为轻罪名。2013年7月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第一部著作《辩护如是》,该书被法律出版社列为2013年重点出版图书。出版后受到业界、学界、媒体及社会读者的高度评价。

 

在非诉讼领域,尤擅长制作商务合同和法律意见书。根据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商务合同制作技巧大纲》结合中文语法、修辞、逻辑特质进行改造,归纳整理出一套《商事合同制作技巧》流程,更易于被中国客户理解和接受。

 

善理性思辨,喜博览群书,长言辞表达,爱周游世界;自感于儒、释、道之国学核心皆有所悟;对佛、基督、犹太、伊斯兰世界性宗教文化皆有涉猎研究。

 

学术方法论主张“先见林,后见木;先通后专”。

 

杨金钟主任联系电话:13709539888

责任编辑:WANG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