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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钟:张扣扣案尘埃落定,辩护词则需继续反思!

2019-07-20 13:09   来源: 中外法制网   责任编辑: SONGZIDONG   点击量:   
摘要:律师的辩护词被网络如此大规模传播自然是一件好事,这是刑辩业务被社会认知的一个极好窗口,具有风向标意义,但如果自身不好则会走向反面。作为辩护律师的个体自然在这种疯狂传播中出名,而作为刑事辩护行业整体则未必能获得好名。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死刑复核一案,近日依法裁定核准张扣扣死刑。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张扣扣宣告并送达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并于2019年7月17日上午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对张扣扣执行了死刑。检察机关依法派员临场监督。执行死刑前,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安排张扣扣会见了其近亲属。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1996年8月27日,被告人张扣扣家邻居王自新的三子王正军(时年17岁)因邻里纠纷将张扣扣之母伤害致死。同年12月5日,汉中市原南郑县人民法院鉴于王正军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张母在案件起因上有一定过错等情节,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正军有期徒刑七年,王自新赔偿张家经济损失9639.30元。此后,两家未发生新的冲突,但张扣扣对其母被王正军伤害致死始终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多年不如意,心理逐渐失衡。2018年春节前夕,张扣扣发现王正军回村过年,决定报复杀害王正军及其父兄,并准备犯罪工具,暗中观察,伺机作案。2018年2月15日(农历除夕)12时许,王校军、王正军兄弟二人祭祖返回行至本村村委会门前时,守候在此的张扣扣蒙面持尖刀朝王正军颈部猛割一下,连续捅刺其胸腹部等处数刀,并追赶惊慌逃跑的王校军,朝其胸腹部等处连续捅刺数刀,后返回再次捅刺王正军数刀,致王校军、王正军死亡。随后,张扣扣闯入王自新家,持刀捅刺王自新胸腹部、颈部数刀,致王自新死亡。之后,张扣扣使用自制燃烧瓶点燃王校军家用轿车,致车辆后部烧毁。张扣扣逃离现场后,于同月17日7时许到公安机关投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害人王正军伤害致死张扣扣之母的行为已受到法律制裁,但张扣扣却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多年不如意,在其母被害21年以后蓄意报复王正军及王的父兄,精心策划犯罪,选择除夕之日当众蒙面持刀行凶,致三名被害人死亡,且有追杀王校军和二次加害王正军的情节,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张扣扣杀人后为进一步发泄怨愤又毁损王校军家用轿车,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亦应依法惩处。对张扣扣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张扣扣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张扣扣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杨金钟:张扣扣案辩护词精彩绝伦,还是离题卖弄?

        1月9日,张扣扣案的公诉词和辩护词在网上爆棚,随后对该辩护词马上产生了“精彩绝伦”和“离题卖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几天后,邓学平律师忍不住又发了一篇《为生命辩护,需要怎样的辩护词?》,另一位辩护人殷清利律师也不甘寂寞的公布了《扣问真相——张扣扣另一辩护律师的辩护词》,一件原本案件事实和判决都不复杂的案件被炒的天昏地暗 ……
        有趣的是,凡高呼“精彩绝伦”者多是一些吃瓜群众或对刑辩业务不太精到的业内人士;而提出批评意见的多是对刑辩业务有较多经验积累和深入研究的业内人士。
        平心而论,作为有三十年刑事辩护经历,为上千名被告担任辩护人的老刑辩律师,从专业的角度衡量,这篇辩护词确实存在专业性差、经验匮乏、社会责任感不足问题,也确实无法撇清炒作、卖弄之嫌,更重要的是不能作为刑事辩护追求的方向和楷模。
        律师的辩护词被网络如此大规模传播自然是一件好事,这是刑辩业务被社会认知的一个极好窗口,具有风向标意义,但如果自身不好则会走向反面。作为辩护律师的个体自然在这种疯狂传播中出名,而作为刑事辩护行业整体则未必能获得好名。

        一、是否有必要把这样一篇辩护词毫无保留的公开传播?
        刑事辩护业务是所有律师业务中享有公权利较多的一项。辩护律师可以几乎不受限制的会见犯罪嫌疑人,可以查阅复制几乎所有案卷材料,可以了解案件所涉及的几乎所有秘密,这是其他律师业务不可比拟的。这同时就要求刑事辩护律师同时必须承担必要的保密义务,不能任意将案件涉及的所有内容毫无保留公布与众。
        故意杀人罪首先属于暴力犯罪,而且是暴力犯罪中特别血腥的一种形态,这种案件的事实情节必然涉及到很多血腥场面,也可能会涉及一些个人隐私问题。这类案件能不公开的东西还是不公开的好,如果需要公开,也应该对涉及过于血腥和隐私的情节进行技术隐蔽,这是刑事辩护律师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笔者注意到,辩护词中写到张扣扣说:“妈妈的尸体在马路上被公开解剖,现场几百人围观。张扣扣亲眼看到妈妈的头皮被人割开,头骨被人锯开 ……”
        首先,这个血腥的情节按照辩护词的说法也仅仅是张扣扣自己陈述而已,在另一位辩护人的辩护词中,尽管查阅了原来案件的案卷,也没有指出这个情节客观存在的证据所在。而且根据经验,我不太相信1996年的公安机关法医如何能如此没有常识,竟然当着几百人的面(包括未成年人)进行尸体解剖?抑或即便法医当时真的如此荒唐,也应该查有实据再说,更重要的是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去公布?尽管律师是受被告人近亲属委托为被告人辩护的,但绝不能被告人说啥律师都相信,乃至随意传播。

        二、无法避免“炒作”、“卖弄”之嫌。
        不知道辩护人在法庭上是否原封不动的宣读了这篇“文章”,包括另一位辩护人的辩护词?如果是的话,那就要为法庭点赞了。可以说,像这种辩护词在全国绝大多数法庭上不被提醒、限制、制止确实罕见。单从字数来看,这两篇文章按照平常语速读完应该需要一个小时以上。如此繁琐、重点不明、指责严苛的表述对法官的忍耐性确实是极限考验。当然或许是因为这个案件过于特殊的原因,在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案件上,中国法官的忍耐性往往都是超常的。
        该辩护词内行人一看就有明显的异常感觉,没有法律如何说?司法解释如何说?刑事政策如何说?而是汪洋恣肆的大谈弗洛伊德如何说、罗尔斯如何说、孔子如何说、黄永峰如何说、李德嘉如何说、本杰明如何说、《宋刑统》如何说、《明律》如何说、乃至大段引用以色列诗人纪伯伦的诗歌如何说 ……
        将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文中的:“不在沉默着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引用到这里,不但过于牵强附会,而且明显不合时宜 …… 刘和珍之死与张扣扣母亲之死,不论是伤害主体还是社会背景,特别是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的特殊社会背景,从哪个角度都没有可以比拟的地方。
        更有甚者,竟然用以色列诗人纪伯伦关于罪与罚、人性与神性的四段散文诗一样文字作为辩护词的结尾,更是令人大跌眼镜 ……
大凡有诉讼经验的律师都知道中国法官最讨厌辩护人在法庭上云山雾罩的大谈“理论”给法官讲课,更何况该辩护词连法学理论都不谈而是谈起了“诗和远方”…… 无论如何,在神圣庄严的法庭上朗诵诗歌或散文一定不会是一件和谐、和规、合适的事情。辩护律师不是在任何案件的辩护中都能玩出“花儿”来的,玩不出“花儿”也未必就是不好的辩护词 ……
        我相信以色列诗人纪伯伦这四段散文诗即便是最高法院那些高学历的大法官们能够不查阅资料而完整理解的也肯定是一部分,更何况汉中市中级法院的法官们。给语言表达对象大谈对方不明白的内容与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主体交流一样,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表达效果傻瓜都明白。
        如果到现在还不承认这是炒作和卖弄,那就实在只能呜呼哀哉了 ……

        三、确实缺乏刑事辩护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经验。
        古今中外,无规矩无以成方圆,刑事辩护自然也不例外。刑事辩护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也具有非常强的规则性。写辩护词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不管标新立异也好,另辟蹊径也罢,一定必须在专业规则和范围之内,超出规则和范围就会发生本质变化,变成“此物非彼物”了。法律和规范确实没有规定辩护词必须如何写,但所有的内行人却都知道应该遵守何种规则。就像英美法系国家的成文合同法从来没有明确写明“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自愿原则”一样,但是所有该法系内的法官、律师都会以这些原则判案。这篇辩护词给人的感觉确实不像辩护词,更像一篇激情燃烧的文学作品。
        1、基本没有“辩”的内容。
        辩护词是法庭辩论的完整表现,最基本的规则必须有辩论内容,而不是一个唱独角戏者的朗诵。第一、必须对控方的指控有针对性的进行答辩,我们看到的辩护词中,几乎没有任何针对公诉书的答辩意见,这如何能叫辩护词?第二、庭审结束后形成的辩护词还必须增加法庭二轮、三轮、乃至多轮答辩的内容,否则也不能叫完整的辩护词,只能的演讲稿。我们同样看不见究竟法庭上是不是形成了辩论。实际上真正考验一个辩护律师水平的恰恰在第二轮、第三轮答辩而不是事前准备好的第一轮书面辩护词,事前写好的东西小学生都会朗诵的声情并茂,演员比律师更具煽动性。
        2、法庭辩论不能“讲故事”,更不允许再复述事实。
        辩护词的最基本逻辑关系是按照“先重后轻、先大后小”的顺序论述辩护观点。辩护人一定要先阐述最重要的观点,依次往后 ……。该辩护词摆在首位的观点竟然是“这是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
        对于内行来说这足以惊掉下巴。第一、法庭是一个及其严肃、严谨,充满理性、思辨的地方。如何能允许“讲故事”?啥是故事?故事是编的!故事是不能当真的!“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第二、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法系的法庭,案件基本事实情节在法庭调查阶段就已经查清了,法庭辩论阶段原则上不再允许复述案情。更何况辩护人讲述的这个故事是23年前的一个案件,故事内容的来源是依靠被告人的个人回忆陈述 ……
        3、核心辩点基本没有涉及。
        辩护人的职责是什么?是向法庭提出和说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材料和意见。对于本案来说,案件事实没有异议、直接故意杀人定性没有问题,特别残忍的手段也没有问题,辩护的核心就是量刑问题,说白了就是能否不杀的问题。
        如何可能获得可能不杀结果?有经验的辩护律师都会明白,要么被告人有精神病、要么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要么属于义愤杀人、要么被害人有严重过错、要么具有防卫情节或者防卫因素、要么属于民间纠纷引起、要么具有重大立功情节 ……
        整篇辩护词竟然没有提出一项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情节,而且竟然连判决书最终都认定的自首情节都即没有提出,也没有对张扣扣自首情节的法律意义和量刑价值做更多论述,还求法官给被告人一条活路 ……
        尽管另一位辩护人的辩护词也涉及到了这些内容,但是由于其辩护词构建的事实和逻辑架构太过繁琐和庞大,表达的逻辑性不够清晰,重点不明,导致包括法官在内的读者都无法得到清晰明显的感觉。
        4、应该抓住的辨点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对于本案来说,直接故意杀人、三条人命的特别严重后果、手段又如此残忍、到庭审被告人都不能真诚悔罪 …… 有经验刑事辩护律师都明白,除非被告人有精神病,一般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都难以不杀。
        作为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一定会在被告人是否有精神病上大做文章。与其挖空心思满世界寻找被告人“复仇杀人”的名人论述,还不如最大限度的寻找被告人精神异常的现实证据,促使法庭对被告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尽管另一位辩护人也提出了一些观点,但是显然不够专业和深入。精神病患者属于情志性疾病,大多数都是功能性病变,不是器质性病变,其生理指标与正常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心电图异常不是医学上判断精神病的指标。一审法庭驳回鉴定申请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没有做更多法律分析。而且即便是庭前会议已经驳回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申请,但作为一个程序问题正式开庭时仍然要提。对于本案,司法精神病鉴定问题要远比什么汉中市中级法院应该回避之类的程序问题重要一千倍。
        5、以“复仇杀人”为辩点属方向性错误。
        将“复仇杀人”作为辩点是方向性错误,如此不但救不了被告人,恰恰是将其推向刀口。现代法治程序背景下,不论哪个国家的法律都没有将复仇杀人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条件。所谓复仇杀人,就是有预谋的报复杀人,美国称之为一级谋杀。
        (1)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律体系中不论是法律、司法解释还是刑事政策都没有确定“复仇杀人”属于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条件。
        (2)拿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赵氏孤儿、乃至《宋刑统》、《明律》等关于复仇的历史文化先例做比较本身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辩护词第3个问题“复仇有着深刻的人性和社会基础”中所有的案例的前提都是公权力对于原仇恨没有制裁而导致复仇,由于公权力制裁缺位最终导致复仇者以个人力量复仇,这当然是需要谅解的。而本案中23年前伤害致死案件已经由公权力予以惩罚制裁,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如本案发生在23年前王正军作案后没有被处罚前,这个比较是可以成立的。
        (3)23年前的那个故意伤害致死案件,是否存在判决畸轻只是辩护人从以个人观点为前提拟制的一个法律判决结果,并未经过法定程序确定。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量刑顺序是先有期徒刑、后无期徒刑、最后才是死刑;而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顺序是先考虑死刑、然后考虑无期徒刑,最后考虑有期徒刑,顺序是完全相反的。
        未成年人犯故意伤害致死罪,伤害行为就一棒、而且受害人有过错,肯定不会顶格判到无期徒刑。假如存在量刑轻的问题,心理期待值也就是三五年的差距,更何况量刑原本就是法官的主观认知和判断,多几年和少几年只要在法律规定幅度内,是很难进行绝对客观评价。因为这样一个案件,23年后做出如此惊天大案,究竟有多少可以必须考虑的量刑因素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反过来说,如果当时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不是现在被告人就一定不会作出如此大案?辩护人也不敢保证。
        (4)本案的产生是否完全属于“复仇杀人”关键在于两案之间的间隔时间,在这一点上公诉人抓的比较成功,而辩护人没有做任何解释和答辩,其实也是有意回避了。不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家族之间、个人之间的仇恨,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淡化,这是基本人性,天下再大的仇恨也不可能子子孙孙永远延续。1945年日本投降到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中间也就27年时间。23年前的仇恨为什么23后才爆发?为什么不是7年、9年、15年 ……?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导致必须正好在23年?辩护人没有解释清楚。很显然,将案件起因完全定性为复仇说不通,只能说复仇是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
        6、缺乏诉讼策略。
完美的诉讼结果一定包含着高超的诉讼策略,特别是像这种惊天大案,没有全方位的诉讼策略作保障不可能达到目的。
        (1)对于有较高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来说,这种惊天大案辩护的理想结果并非只有不杀被告人一个选项,其实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即便最终不能实现不杀,也还存在一个为被告人保留社会声誉问题。换句话说,即便伏法,还能给社会公众留下一个可以理解、乃至惋惜的“体面”社会形象。
        第一、辩护人应当教育被告不但认罪,而且要真诚悔罪。真如辩护人所说被告人23年时间一直被仇恨所裹挟,由于他认为公权力判决不公,漫长的23年时间缺乏仇恨排泄通道,从犯罪心理学角度看他是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病态心理状态下,作出如此惊天大案应该是极度病态心理导致的结果,作案后该畸形变态心理障碍应该释放和解除才对。当案件发生后经过了将近一年看守所关押教育,他应该从病态心理和阴影中走出来了,应该认识到自己如此严重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应该也必须真诚悔罪。认罪而不真诚悔罪,甚至以自己复仇成功而感觉理直气壮,说明其主观恶性更深。这种情况下如何让社会理解乃至谅解?
        第二、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也完全可以事先与被告人沟通不要上诉或者至少不要当庭理直气壮的提出上诉,这才是真诚悔罪的具体表现。法庭宣判后如果必须上诉完全可以在判决书规定的上诉期前提出即可,当庭就理直气壮的提出上诉说明其对判决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实际上内行人都明白,这种案件即便被告人不上诉,二审的复核程序和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仍然不会缺少。这种事实和定性没有任何问题的案件,二审程序意义并不大。刑事案件不同于民事案件,民事案件当事人不上诉一审判决就会生效,而刑事死刑案件即便被告人自己不上诉,后面的程序一样也不会少。在后面的程序里面,辩护律师仍然可以提出独立的辩护意见,二审乃至死刑复核审法院也不会因为当事人没有上诉而把不该杀的人杀掉。
        试想,如果被告当庭真诚悔罪,表示服判不上诉,被告人不论最终能否不杀,其获得的社会效果与现在一定会不一样。
        (2)对1996年案件南郑法院的实体判决和程序,本案发生后辩护人代理申诉、国家赔偿后汉中中院的程序违法行为采取大水漫灌、四面出击式的全盘否定,甚至提出汉中中院应该回避的“奇思妙想”…… 完全不讲策略,完全没有章法,完全不考虑重点,就像一群猴子要和另一群猴子打群架一样 …… 从表面看似乎非常卖力、也非常认真,更似乎很有水平,但结果恰恰适得其反。
        诉讼是一项考验智慧的博弈,诉讼高手一定会讲究策略,一定会考虑重点,一定要有章法。既要有对抗,也要有合作;既要有正面冲击,也要有顺势而为的借力打力;既要有突破,也要有舍弃 …… 不能只要自己认为是违法行为就毫不保留的合盘端出,把相对法院说的一无是处。采取任何诉讼措施一定要考虑必要性和可行性,没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措施不做比做更好。申请汉中中级法院回避之举可以说即没有可行性,也没有必要性,完全是一步臭棋。《最高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16条规定的内容和本案是不是一码事?文字没有障碍的初中学生都能理解;将本案指定到全国任何一个中级法院是否能与汉中中院有本质区别?诉讼经验丰富的律师都能作出正确判断。

        四社会责任意识缺失。
        此类特别敏感案件的辩护,辩护人职责第一是最大限度的能使被告人获得从轻判决,第二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被告人获得充足辩护权利,第三必须注意辩护律师的社会责任。
        辩护词首先是说给法官听的,但也是说给所有诉讼参与人听的,更是说给旁听群众听的 …… 辩护词内容必须认真仔细斟酌,理想严谨,切不可汪洋恣肆、任凭感情流淌,产生负面社会影响。必须充分考虑所有听众的感受,尤其是受害人的感受。
        仔细阅读该辩护词发现辩护人存在社会责任意识明显不强的问题,语言表达偏执和随意。辩护人受自身职责影响,总会千方百计寻找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寻找被告人身上哪怕是非常微弱的闪光点,特别容易走向极端,特别容易产生偏执。有经验的律师一定会不时的让自己跳出辩护人思维,再站到公诉人和受害人角度,以公诉人和受害人思维从反面考虑问题,这样才不会走偏 ……
        从该辩护词的语气、内容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其实辩护人已经被一种极端思维牵制和裹挟,感性成分远远大于理性成分,以至于表达出很多不顾社会影响的偏执性语言:
        “张扣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那种大奸大恶的人吗?显然不是 …… 可以说,张扣扣本质上并不是坏人。只是生活和命运让他有了不同于常人的选择。”
        以极端残忍手段(一人24刀)故意杀害三条人命,辩护人的评价结果竟然既不是大奸、也不是大恶、甚至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在法庭上被害人及代理人有何反应!公诉人有何反应?
        而辩护人评价其及不是“恶人”也不是“ 坏人”的标准竟然是不喝酒、不抽烟、不乱花钱、对人有礼貌、爱干净、生活节俭、不外面乱跑 …… 这是一种多么扭曲和荒唐的价值观!生活习惯不良的人是“恶人”、“坏人”,而故意杀人的人不是“恶人”、“坏人”……
当辩护人出此惊人之语时,在庄严神圣的法庭之上是否考虑了被害人家属的感受?是否考虑了广大听众的感受?是否考虑了社会对中国律师群体的感受?

        五辩护思维不能自相矛盾,更不能以自己拟制的判决结果作为辩护依据。
        1、通过比较两位辩护人发表的辩护词会明显发现对于本案和23年前案件的思维模式明显自相矛盾。对23年前案件完全是“有罪推定”思维、而本案则完全是“超级无罪推定”思维。
        对于23年前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第一、定性不准,应属于间接故意杀人;第二、程序违法,剥夺了被害人的上诉权;第三、量刑畸轻,甚至枉法裁判。而对于连杀三人,手段极其残忍的本案,则认为被告人既不是“恶人”,也不是“坏人”……
对律师职业,中国民间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话糙理不糙。但是我们不能忘了中国民间还有一个重要信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同一个案中涉及的两个案件里面,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竟然有如此大的反差,我们真的无法为律师同仁的职业道德操守辩护 ……
        2、对于23年前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向南郑法院、汉中中院、陕西高院提起申诉和国家赔偿的时间均为本案发生后的2018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张扣扣故意杀人案件,张福如永远不会对23年前故意伤害致死案件不服而申诉,也永远不会提出所谓的国家赔偿!辩护人代理张福如于2018年3月开始提起的申诉和国家赔偿案件完全是为本案辩护准备材料和由头的。尽管《刑事诉讼法》对申诉没有规定期限,但也不能23年都不申诉,张扣扣犯下了惊天大案后才感觉原来判决不公要申诉。既然张扣扣漫长的23年一直被仇恨所裹挟,一直认为案件属于被人为操纵的枉法判决,为何23年都不提出申诉?
        3、辩护人的辩护观点完全建立在自己拟制的判决结果基础上,这显然是荒唐的。大概辩护人自己也是因为明白这样一个简单道理才不遗余力的开始申诉,因为只有通过申诉程序纠正原来的判决后,律师拟制的辨护理由才有可能名正言顺成立,而客观上这又是一个“死人打哈欠”之举。23年都没有提起申诉的案件,现在为了给故意杀人案件找辩护理由提起的所谓申诉,不要说案件原本就没有太大问题,就是有问题又有多少改判的可能呢?实在是低估了中国法官的智商。
        定性错误也好,枉法裁判也好,程序违法也好,量刑畸轻也罢,都是辩护律师自己拟制的法律前提,该法律前提完全建立在辩护律师个人的主观认知之上,这显然是错误的。律师不能把辩护观点建立在自己拟制的法律事实之上,这样的辩护是没有价值的,如果律师同仁都这样辩护,那无异于自毁长城。

 

        2019 年 1 月 15 日于宁夏·吴忠


        杨金钟主任介绍
 

        宁夏灵武市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历。律师、学者。第六届宁夏律师协会副会长,宁夏吴忠律师协会会长;现为宁夏天纪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诉讼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精于刑事辩护,先后办理过近千件刑事辩护案件,积累了丰富辩护经验。经辩护有近30名被告人宣告无罪释放;有20余名已被判处死刑的案件经二审、死刑复核审辩护改判死缓或其他较轻刑罚;大量案件由重罪名改变为轻罪名。2013年7月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第一部著作《辩护如是》,该书被法律出版社列为2013年重点出版图书。出版后受到业界、学界、媒体及社会读者的高度评价。
        在非诉讼领域,尤擅长制作商务合同和法律意见书。根据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商务合同制作技巧大纲》结合中文语法、修辞、逻辑特质进行改造,归纳整理出一套《商事合同制作技巧》流程,更易于被中国客户理解和接受。
        善理性思辨,喜博览群书,长言辞表达,爱周游世界;自感于儒、释、道之国学核心皆有所悟;对佛、基督、犹太、伊斯兰世界性宗教文化皆有涉猎研究。
        学术方法论主张“先见林,后见木;先通后专”。

        杨金钟主任联系电话:13709539888

责任编辑:SONGZIDONG